其实民国时期著名的算命先生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有没有算命的书,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民国时期著名的算命先生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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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算命的书张择端是谁吴焕先的轶事典故1、《渊海子平》由宋代徐大升依据东海徐子平先师论命成果而编著。是八字命理学的宗祖之作,也是八字算命术必习的经典名著,该书是以财官印食伤等格局将命运层次分为三六九等的第一书。若是论及以往名师圣贤,决断生死当属鬼谷子先师的纳音论命法,论富贵贫贱应首推徐子平先师的子平财官格局法,人们为了纪念徐子平等先贤在算命术上的贡献,又把算命术统称为子平术。(http://tieba.baidu/p/4011887676)
2、《三命通会》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该书在汉族传统命理学的历史上拥有非常高的官方地位,而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其著作《三命通会》《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万民英(1521辛巳年——1603癸卯年),字汝豪,号育吾,其先祖为江夏人。明永乐年间,祖父万义由御史贬为戍大宁都司卫,居易州城内,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二十九年中进士,先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福建兵备参议等职。当时,倭寇屡犯福建,万民英奉命守泉州,他恪尽职守,身先士卒,骁勇善战,屡战屡捷。万民英性情耿直,因直言得罪权贵,由此遭陷害,借机扶母灵柩回故里,从此远离仕途,隐居三十多年。他建乡学,收弟子,热衷慈善与教育,李时新等二十几名弟子都有所建树。每年都搭粥棚救济四方百姓。编著有《易经会解》、《三命通会》、《星学大成》、《兰台妙选》、《荫符经》、《相字心经》刊行于世。另有《道德经解》、《宗教易简录》、《言志漫稿》、《菊花谱》等著作收藏于家。卒于明万历癸卯年,享年82岁,葬于西高村西,状元朱之蕃(荏平人)撰碑文;探花赵锵(易县人)篆碑额;榜眼刘思中(清苑人)书丹。易县博物馆存有其墓志铭。http://tieba.baidu/p/4015511799
3、《穷通宝鉴》是汉族传统命理学著作。由清代的余春台将江湖旧籍《拦江网》加以整理、归纳而成。该书以阴阳五行为经、月令为纬,辅以寒暖调候,以官为首、以财为次。《穷通宝鉴》在命理学界拥有相当高的地位,被称为“子平之模范”,其根本原因在于:八字共有约五十二万种变化,而学命的人一直想找到一种简捷的方法可以概括所有的命例,而《穷通宝鉴》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形式,如“某日干生于某月,干透或支藏某某物,即为富贵或贫贱”,就像是一部命学字典,只要按图索骥,既省时又省力。由于该书是根据实际操作中总结而来的,所以肯定有相当的应验性,但若以此为标准,则就大大地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穷通宝鉴》在讲述命局层次高低上是很有启发性的,如“寒木向阳,丙胜于丁”、“水滋甲木,癸优于壬”等等的细分。http://tieba.baidu/p/4019754036
4、《神峰通考》是古代汉族传统命理学著作。四柱八字命理古籍之一,被称为但凡研究八字算命者必看的命理古籍资料,在命理学术界中其地位非常之高。原名为《神峰张先生通考命理正宗辟谬大全》为明朝神峰子张楠所著。是命理学十大古籍名著之一。
神峰通考原名《神峰张先生通考命理正宗辟谬大全》为明朝神峰子张楠所著。作者张楠是中医郎中,细究和研用子平命学四十余年,此书是他晚年七十多岁时才写的,可以说是积几十年实战经验心血结晶,与野鹤老人晚年所写六爻巨著《增删卜易》的情形有些相似。神峰通考一书在结构体系上继承了《渊海子平》的传统子平论命体系,同时作者也结合自己的经验心得立有动静说、盖头说、六亲说、病药说、雕枯旺弱损益长生八法说、人命见验说等,而且作者用非常直白的语言对许多子平经典古歌赋进行了注解,令当今学者研读起来非常容易理解,是学习传统子平不可多得的佳作。神峰通考和《渊海子平》《三命通会》《星平会海》《子平真诠》为传统子平命理学五大名著。是传统子平格局命理之正脉。http://tieba.baidu/p/4019841731
5、滴天髓一书自古为命学家尊为瑰宝,该书相传为京国撰,刘诚意注。清道光年间,士人任铁樵探研数十载,增注阐微,分篇诠释。并以时人命造,实例验证。时人争相以为蓝本,探究天地阴阳,测算五行八字,卜问祸福吉凶,惜失传百余年,未能传播,民国年间,始发现浙江海宁陈氏手抄秘本,从而得以重新面世。
"出门要向天涯游,何事裙钗恣意留。不管白雪与明月,任君策马朝天阙。
原注:本欲奋发有为者也,而日主有合,不顾用神,用神有合,不顾日主,不欲贵而遇贵,不欲禄而遇禄,不欲合而遇合,不欲生而遇生,皆有情而反无情,如禄钗之留不去也。
日主乘用神而驰骤,无私意牵制也;用神随日主而驰骤,无私情羁绊也。足以成其大志,是无情而有情也。"
本书是命理爱好者的高级读物。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弹指49年过去,《清明上河图》来沈“省亲”,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我们期待着《清明上河图》早日回“家”看看
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吴焕先将几家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一面向他们宣传革命并表示道歉,一面将他们的租地契约和债务借据,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他当面宣称谁租种他家的田地就归谁所有,从今往后绝不向各户收租逼债。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不少红军老战士称:“破家革命,揭竿而起!”
转眼到了冬天,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地主豪绅,勾结土匪,声言:“踏平箭场河,血洗四角曹门,灭绝吴焕先全家!”吴焕先的父亲吴维棣慌忙领着全家人往后山逃跑,但被匪徒拦截住了。几声枪响后,老大吴尚先、老二吴奉先就躺倒在血泊之中。吴维棣和小儿子吴济先,在匪徒抓住后扒掉全身衣服,以乱刀砍死在自家门口不远处的水塘边上。吴焕先的大嫂惊慌失措,抱着不满半岁的吃奶孩子,一头扎进水塘里面,溺水而死。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18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就曾有过披露:“吴焕先家内大小六口被杀尽……”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吴焕先家乡“四角曹门”党组织遭到破坏,母亲、嫂嫂及侄女荣荣逃难未知下落,老大吴先旺被抓,死于敌人之手,老二吴先恩远在天台山隐蔽养伤,是死是活没有消息,还有天台山养伤的伤病员,数九寒天,衣服单薄,无钱买药治疗,再加上敌人派兵封山,出入困难。吴焕先假扮算命先生去当地的老财家中帮忙算命,吴焕先编了几句神秘的话说是帮老财消除灾祸。老财主破灾发财心切,临别时拿出五十块银元作定礼送给吴焕先。
吴焕先得到这笔银元,马上派两个赤卫队员送上天台去接济吴先恩等一批伤员,从此以后,他这个“算命先生”的故事在群众中流传开来,都说他赤手空拳打了一家大土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罗田县城,缴获了国民党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七千多块银元。韩先楚也背了一袋子银元,谁知在部队撤退时遇到激烈巷战,韩先楚的银元袋子被子弹打破,成百块银元撒在地上。因为丢了银元,韩先楚被下掉枪支,罚做两年苦工——抬担架。
吴焕先知道这件事后,对韩先楚说:“丢了银元,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取,从战场上缴获。现在最需要的是革命分子,英勇杀敌的战士!你还是要扛起武器,参加战斗!”韩先楚打心眼里高兴,只是他的担架还没有抬够:“领导上发了命令,少说也要抬两年……”吴焕先又对韩先楚说:“不成不成。你马上就去找李学先营长,叫他给你发一杆汉阳造,就说是我说的。对了,李学先手下还缺个排长,你先去担任排长。好好打上几仗,还指望你担任连长、营长、团长呐!”就在吴焕先免去韩先楚抬担架的两年时间里,韩先楚逐步提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35年5月,韩先楚已是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韩先楚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吴焕先惟一的一张半生戎装照片,从中南到东南,又从西北到北京,除“文化大革命”怕抄家收起一段时间外,这张照片就一直伴随着他。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路上,有一次吴焕先看到一名负伤的战士衣着单薄,便马上将自己的毛毯拿来,盖在他的身上。伤员名叫张波,他望着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长征结束后,张波将吴焕先送给他的这条毛毯一直珍藏在身边,寄托着对吴焕先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1962年,张波将这条长215厘米、宽115厘米、已有些发旧的灰色毛毯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让它将英烈的事迹和当年的历史告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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