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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常州的诗句

关于常州的诗句 1.描写常州的诗句或歌词

从"诗国"和"诗派"说起中国在世界上有"诗国"之称，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常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诗国"之称，这是常州人的骄傲.当然，后一个"诗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城市或地区.另外，这个称呼也不是自封的，它有历史根据.大约是在清代初年，浙江著名诗人查慎行（初白）就有过这样的诗句："毗陵诗国千年事".

苏东坡：《踏莎行》

山秀芙蓉，溪明罨画，真游洞穴沧波下。临风慨想斩蛟灵，长桥千载犹横跨。

解佩投簪，求田问舍，黄鸡白酒渔樵社。元龙非复少时豪，耳根说尽功名话。

一首七律：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生计一生迂。

这首诗的前半首说常州属地的无锡、宜兴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我乐意在这里躬耕养老，你愿意来吗？下半首说，常州宜兴地处偏辟、可能容不下你的高车华盖，但民风俭朴真能让我这书生有个着落。不要怪我在常州停留时间长，我在这儿正在经营一生之计呢。

2.常州的诗歌

徐志摩的《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赏析【原文】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①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杂乱的丛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鹧鸪，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云中又回响到天边；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的抚摩着一颗颗热伤了的砂砾，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近了，近了，又远了……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临照着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野树默默的祈祷着。

听一个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铛的一响算命锣，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答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这鼓一声，钟一声，磐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磐，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颂美呀，涅盘！赞美呀，涅盘。

3.有关常州淹城的诗句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迟迟：缓慢。卉木：草木。萋萋：草茂盛的样子。仓庚：莺。喈喈：鸟鸣声众而和。蘩：白蒿。祁祁：众多。

《诗经·小雅·出车》

时在中春，阳和方起

阳和：春天的暖气

《史记·秦始皇本纪》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汉乐府古辞《长歌行》

阳春白日风在香

晋乐府古辞《晋白绮舞歌诗三首》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

晋乐府古辞《盂珠》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秀：秀丽。屯：驻，聚集。

南朝宋谢灵运《入彭蠡湖口》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变鸣禽：鸣叫的鸟换了种类。两句写冬去春来，鸟儿已经替换了。

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

4.苏轼对常州的诗词

苏东坡，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一代文坛盟主。

他于文学、艺术、医学、经学，以及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创作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人，他的一生与我们江苏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他本是四川眉山人，他却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常州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

有人认为苏东坡获赦北归以后，选择常州宜兴（宜兴旧属常州）作为他的卜居地，纯属一种偶然性的无奈之举。其实，纵观苏东坡的一生，从他的诗、词、文、札记、奏章等来看，此举决非偶然。

它是苏东坡衡量再三后的选择。为什么苏东坡与常州宜兴会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他为什么会选择常州宜兴作为他的卜居之地呢？一、鸡黍之约苏东坡与常州宜兴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

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进士及第。在一次同年们聚会上，与他同桌的是常州府宜兴县的蒋颍叔（之奇）、单锡以及武进县的胡宗夫等。

苏东坡从蒋之奇、单锡、胡宗夫的介绍中，了解到了江南的秀丽风光。他被江南的秀情风景迷住了。

在酣酒中定下了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然而，由于年少气盛，苏东坡自认为自己还没有施展抱负，故当时只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并没有非常认真，这可以从苏东坡与蒋之奇的唱和之诗中看出：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好，枕中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إ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后来，苏东坡又先后结识了常州的钱公辅、钱济明（世雄）父子、胡仁修、报恩寺长老和宜兴的滕元发（达道）、邵民瞻、蒋公裕等老友。

这些同窗好友都与他成了莫逆之交。在他以后的宦海生涯中，尤其是在他遭到贬斥的流放生活中，这些好友给予了他无私的关心。

友情、亲情的温暖与关怀，是苏东坡钟情于常州宜兴的源头。二、风光无限好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他于熙宁六月岁末到熙宁七年五月奉命赴常润一带赈灾，在常州一带滞留半年左右。

完成赈灾任务后，他应好友蒋之奇、单锡等的邀请，在宜兴小住，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芙蓉山水、إ画溪明、古洞奇穴、玉潭凝碧等名胜。苏东坡流连于群山苍翠、溪水明澈、藤花掩映、杏柳错综的美景之中，就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优美淳朴的田园风光中。

十分崇拜陶渊明的苏东坡依稀感到了阳羡（宜兴的别称）正是他将来躬耕退隐的归宿。苏东坡在常润赈灾时，曾写过五首怀念杭州太守陈襄的诗。

其中第五首是：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还。

惠泉山下濡湿的泥土，阳羡溪头晶莹的大米，江南地方简朴淳厚的民风，深深地吸引了苏东坡，使他闪起了归老于此的念头。熙宁七年五月苏东坡好友钱公辅在常州逝世，苏东坡前去吊丧，并作《哀词》，发出了“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多君子”的感慨。

这说明了苏东坡后来选择常州作为他的归隐之地，并非偶然，他对常州这方土地是早有所钟情的。就在这年，苏东坡委托宜兴好友在宜兴买田，准备将来在此归隐。

三、求住常州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直到元丰七年才得到赦免。

政治上的坎坷沉沦使他退隐田园、躬耕自给的愿望更加强烈。常州美丽富饶的土地、温和湿润的气候和莫逆之交的朋友让他留恋不已，他决定请求朝廷让他留在常州居住。

他两次乞求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写道：“……而赀用罄竭，无以出陆，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

犬马之忧，饥寒为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

当他得知朝廷准予他常州居住时，他喜极而泣，为如愿以偿而歌：“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苏东坡率全家抵达常州贬所。

几经周折，苏东坡终于回到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他游遍了常州城景。

在太平寺和报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诗：“六花ا葡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

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几天后，苏东坡携全家定居宜兴的田庄。

置身于江南农家风光，苏东坡由衷地发出了感慨：“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

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这时苏东坡完全过着理想的生活，没有政治，没有公文，没有吃不饱饭的后顾之忧。他完完全全地放松着自己，从从容容地享受着江南秀丽的风光。

但命运总不让苏东坡有块宁静的土地。这时政局起了极大的变化，朝廷又起用苏东坡，并委以重任。

喜忧参半的他只得告别了他刚刚建好的家园，启程赴任去了。四、常州了缘元佑八年，一直保护苏东坡的高太后去世了。

灾祸接连降到苏东坡身上。他连连被贬，从定州到英州，再到惠州，又从惠州被贬到海南岛的儋州。

直到元符三年，苏东坡等元佑大臣被大赦。朝廷给了他一个虚职，允许他在外州任便居住。

这样，苏东坡就面临着。

5.苏轼对常州的诗词

苏东坡，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一代文坛盟主。

他于文学、艺术、医学、经学，以及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创作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人，他的一生与我们江苏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他本是四川眉山人，他却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常州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

有人认为苏东坡获赦北归以后，选择常州宜兴（宜兴旧属常州）作为他的卜居地，纯属一种偶然性的无奈之举。其实，纵观苏东坡的一生，从他的诗、词、文、札记、奏章等来看，此举决非偶然。

它是苏东坡衡量再三后的选择。为什么苏东坡与常州宜兴会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他为什么会选择常州宜兴作为他的卜居之地呢？一、鸡黍之约苏东坡与常州宜兴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

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进士及第。在一次同年们聚会上，与他同桌的是常州府宜兴县的蒋颍叔（之奇）、单锡以及武进县的胡宗夫等。

苏东坡从蒋之奇、单锡、胡宗夫的介绍中，了解到了江南的秀丽风光。他被江南的秀情风景迷住了。

在酣酒中定下了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然而，由于年少气盛，苏东坡自认为自己还没有施展抱负，故当时只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并没有非常认真，这可以从苏东坡与蒋之奇的唱和之诗中看出：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好，枕中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

6.求描写常州的古诗词或者古文（题目加作者）零碎的不要,求多求全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作者：苏轼

一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二

南来三见岁云徂①，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②。

烟花③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④，

但把穷愁博⑤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⑥。

常州赋-（清）褚邦庆

悼念一佳人兮，音容笑貌于目。魂逾天际不归兮，只我一人独居。言我朝同行梦系兮，饭食果腹难入。心痛而嘉酒狂醉兮，不得与君相聚。

依稀回往前尘兮，思念佳偶而伤。只愿相伴相随兮，处景以为相思。朝朝幕幕而思念兮，期城南之离京。却薄酒而设祭兮，君可否与之对饮。空席而对神往兮，空杯以祭佳人。于歌而舞悄声兮，冥冥之音回旋。神浮郁而天际兮，于地神之伤感。暴雷之声昼起兮，如你音之相唤。清雨坠地之声兮，如话语之传送。飘飘而云彩状兮，于你之归探望。飘飘而不舍离兮，你我之情深重。伏天地万物之灵兮，隔你我于阴阳。

心平而常思念兮，你志记怀于心。殷殷挂怀希望兮，我存心而不忘。鸟雀同伴飞翔兮，我在旁起送别。举目相望以远兮，带走一时之心伤。恻耳聆听雀鸣兮，如你不舍之言。

刻思念于心头兮，你之容颜记心。回想往尘交往兮，你我相隔南北。扶椅以对南望兮，抛向心之所在。知淑答礼温存兮，使人想而心伤。生南方之秀地兮，出殷殷之才女。才华横意望背兮，痛失而使心伤。回思而使眷顾兮，终君相伴难望。

白鹤啼鸣相告兮，对殷殷之眷恋。寄以往之思念兮，此声不决于耳。翩翩之起舞步兮，我心随而神往。仿佛与你共舞兮，你我相拥而起。扶姚琴而共舞兮，起仙乐同之漫步。伯牙拂琴相伴兮，你我随之共享。高山飘渺云际兮，半山端卧而赏。细雨飘然而落兮，你我雨中登岳。泣泣而成悲痛兮，随我身旁而过。举目观望你身兮，飘飘然入云端。垫足伸手而触兮，虚无缥缈而散。至时悲痛无语兮，望星空而悲叹。

其身荡舟入海兮，人鱼共舞为乐。轻起波涛问浪兮，魂荡碧波行。问君安去回魂兮，家中点烛引境。望星而起思偶兮，日出等盼东方。思万般千般苦兮，为与心之苦处。夜夜不眠思眷兮，只得待君念君思君。独处凄惨无依兮，佳偶不知何寻。待到佳人至兮，回首往事不敢忘

7.谁能提供关于常州人文的诗词歌赋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这副哀挽曾任江苏临时都督庄蕴宽的挽联的作者就是他的外甥女，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陈衡哲。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出身名门望族。

祖父陈钟英、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诗人。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都是常州人，能文善画。

陈衡哲也出生在常州，幼时从父母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在庄蕴宽影响下富于探索精神，倾慕西方科学文化。

1914年考中清华留美学额，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西洋文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20年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东南大学、四川大学。

曾4次代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理事会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主编《中国文化论丛》。作为新文学运动最早的女作家，她摆脱了文言文的写作，与其他先驱一起开拓了新文学的大道。

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讽刺了美国人的势利眼，有评论说该诗与鲁迅同年发表的《狂人口记》相映成趣。作为一个学者、历史学家，她对妇女、教育、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935年因率直发表揭露四川社会问题文章，遭黑暗势力围攻，愤而离川。抗日战争中，辗转于香港、昆明、重庆，对国统区的腐败现象十分不满。

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衡哲散文集》上下卷、《文艺复兴史》、《西洋史》上下册，以及英文著作《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

8.常州的诗歌

徐志摩的《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赏析

【原文】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①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杂乱的丛

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鹧鸪，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

云中又回响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的抚摩着

一颗颗热伤了的砂砾，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

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近

了，近了，又远了……

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临照着

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野树默默的祈祷着。听一

个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铛的一响算命锣，在这黑

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

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

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

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

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

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

的呼答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

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磐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

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

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

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磐，谐

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

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

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

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

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

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

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盘！赞美呀，涅盘！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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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孩子夭折已经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了，那么小，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好好体验这个世界就不在了，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但是如果是为了下一个孩子好，孩子夭折的不埋，这是一个作为家长父母的态度吗？

还有孩子夭折不埋对下一个孩子好，这是没有一点科学依据的，自己的孩子，不管怎么了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就算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也希望他在天堂也有一个安身之所，可以无忧无虑，即使他只在我们身边一段时间，但孩子的到来是我们期盼已久的。

现在这个社会，迷信早就被历史淘汰，迷信没有一点科学依据，还害人害己，鲁迅笔下的那个人血馒头，是他对这个社会的讽刺，我感觉这个人血馒头，跟你说的这个事一样，都认为会对孩子好，但是都是迷信的做法，即使吃了人血馒头，那个肺痨的儿子还是死了，而那个革命战士的形象确还是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不要相信那个说法，老话说的好，是你的就是你的，抢也抢不走，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夺也夺不来。下个孩子的事跟这个夭折的孩子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想再要一个孩子，在他出生后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天使，不管他在什么地方，身上都带着我们的爱。

所以说夭折的孩子不能埋这个说法，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