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果您还对鲁迅先生“尊师爱生”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鲁迅先生“尊师爱生”的知识，包括路鲁迅八字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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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非常尊敬老师。从他的作品里知道他很崇拜三位老师，一位是少年时代在“三味书屋”教他的寿镜吾先生,一位是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的藤野先生,再一位是教他语言文字学的章太炎先生。他认为一个教师之所以受到学生尊敬,是和他的品德学识以及对学生的热忱态度分不开的。“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是绍兴城里“极为正直、质朴和博学的人。”鲁迅虽不赞成他教死书、死读书,但非常敬佩他和蔼而又严厉的教书态度。藤野先生生活俭朴、授业严格,决不允许学生在学业上有任何疏漏。当他发现鲁迅将下臂血管图画错时,严肃地指出:“以后你要全照黑板上那样的画。”这对鲁迅教益至深。章太炎先生治学严谨人品高尚,颇为学界所爱戴。鲁迅说:“我知道中国有章太炎……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他对章太炎先生铭心膜拜,深为崇敬。

鲁迅一向抱着“爱吾师尤爱真理的”的科学态度。他对老师的崇敬绝非仅限于个人的感情,更不是凭空迷信前辈,而是尊崇前辈的辛勤劳动,尊崇革命,尊崇科学。也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思想和学业才有可能超过他的师长。

鲁迅更爱学生。他从1909到1927年之间先后在中学和大学做教师,对学生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首先表现在对学生政治上的关怀和爱护。1920年鲁迅在女子高等师范任教时,数学系有个女学生因为留短发而被校方开除。他知道后,对封建教育迫害青年的行径十分气愤,除呼吁申辩之外,并挺身而出为这个学生作保,使她得以继续求学。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女师大学生许广平到鲁迅家去送手抄的《小说旧闻钞》,当鲁迅知道她马上要去参加请愿时,基于对嗜杀成性的反动派的认识,便劝阻她不要去。在惨案发生后,他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愤怒地揭露和抨击反动派的残暴行为,热情歌颂学生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并通过谈话和写文章多次告诫学生要充分认识反动派的凶残面目。教给学生用“壕堑战”这个新的战术,与反动势力作长期持久的韧性战斗。

鲁迅一贯把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爱护和支持学生的革命热情作为己任,不管需要自己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因此,被当时的反动当局所记恨,于1925年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并屡遭反动派的迫害,以至最后病倒。他正是一位用“俯首甘为孺子生”的自我牺牲精神,来培育一代革命青年的优秀园丁,也正是一位象自己在《两地书》中所述说的“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的民族伟人。

鲁迅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得学生赞颂。1909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每天读书、备课至深夜,所编的讲义简明扼要,讲课时循循善诱,颇使学生信服。他还很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星期日常带学生到野外去采集标本。在女师大任教时,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并亲自讲解。有时还观看学生的课余演出。他和学生亲密无间、谈笑风生。他在北京期间一面在教育部任职,一面又在几个学校兼课,课余时间还要从事写作,工作非常繁忙,但他课余和学生的接触很是频繁。经常登门求教的本校学生就有二十余人。

鲁迅对学生总是严格要求耐心开导。对于佼佼者从不虚言过誉,常常是诚恳地指出他们的不足,而对于一般或较差的学生,却总是耐心诱导,热情鼓励。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鲁迅在绍兴师范任校长时,经常代课或替国文教员改作文。有一次,我写了题为《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文后,得到鲁迅先生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八字评语,受到极大鼓舞。

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时,曾支持学生自治会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亲自给小学生讲话:“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的子弟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他对学生从精神上给予鼓励,并在物质上尽量予以援助。有时拿钱给学生买书、买纸、买本,甚至替穷困学生交纳学费。

鲁迅先生怀着深切的革命情感,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育着学生,因此受到学生的无限尊敬和爱戴。广大进步青年称鲁迅是他们的良师益友。鲁迅的爱生,并非出于私人情感,也不是什么“偏爱。”他对学生倾注那样深厚的爱是因为从青年学生身上看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鲁迅先生在他最后十年的战斗生活中,虽然没有再当教师,但是对于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仍然十分关心。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我们今天学习鲁迅“尊师爱生”的思想遗产,对于发展、繁荣新时期的人民教育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非常有益的。

1980年11月

《藤野先生》中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在日本仙台学医观看电影时，看到中国人麻木，心灵受到震撼，学医能诊治人的身体，但不能拯救认得灵魂，想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的灵魂。

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鲁迅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附《藤野先生》原文：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关于鲁迅先生“尊师爱生”，路鲁迅八字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